清官廉吏在地方上修建的交通、水利等设施,如果无人后续维护经营,便只能逐渐荒废,难以长久造福百姓。我们已经知道宋代赵抃救灾的事迹,这样有担当的官员在地方任职时,必有纾解民困的建设。赵抃早年在福建崇安任知县时,曾经开凿沟渠,使数千亩田地得到灌溉,百姓因此获利。
赵抃开凿的这条沟渠后来怎么样了?中国不愧是拥有最完备的历史记录的国家,我们在《元史》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。不知是战乱,或是其他原因,这条沟渠长期无人管理,淤泥充塞渠道,田地得不到灌溉而荒废了。这种情况直到至元年间邹伯颜任崇安县尹时才有所改变。他带领百姓修了一条十里长沟,渠岸用大石头加固,还在沿渠地带广种枫树,想来是为了保持水土,史书记载这番建设“悉复抃遗迹,而田为常稔,民赖其利”。在以农为本的文明中,与土地有关的一切,在生活中都有优先的位置,这也就不难理解,何以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,大多有兴修与维护水利设施的事迹了。
邹伯颜在《元史》上的记载并不多,除了兴修水利这件政绩外,还有两件政绩,我们也不妨来看看。
在崇安时,邹伯颜还做了一件平均赋役的好事。“都”是古代的一种基层行政单位,崇安有五十都,这五十都总共要向官府缴纳六千石粮,其中有五十余家“巨室”承担其中的五千余石,还有四百余家“细民”承担剩下的不到一千石。由此可见当时“巨室”与“细民”在田产上的巨大差异,“巨室”的田产有可能分布在好几个都中,“细民”终年劳作也不过是糊口而已。以上纳粮的比例划分算是合理的,但除了纳粮之外,百姓还要承担加固城墙、运送粮食等徭役,相当繁重。那在这方面是如何划分比例的呢?史书记载“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,配五十大家之役”,这样的比例划分就不合理了,因此贫困百姓硬着头皮服徭役,没几天就破产了。邹伯颜为此感叹道:“贫弱之受困,一至此乎!”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,拿出纳粮的记录本,“有粮一石者受一石之役,有粮升斗者受升斗之役”,这番整顿减轻了贫困百姓的负担,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,而“崇安赋役之均,遂为四方最”。
我们知道南宋时,在四川出现了被称为“交子”的纸币,到元代时,发行了通行全国的纸币,而且可以用纸币交税,这是划时代的现象。不过,那时的纸币防伪技术还很不成熟,社会上有些人就把心思放在了这里,制作伪钞牟取暴利。安庆路曾经抓了一帮造伪钞的人,派狱卒将他们押至崇安,要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党羽并将他们逮捕。谁知狱卒和囚犯串通一气,进入崇安的地界后,听说谁家富有,就往谁家奔去肆虐一番。邹伯颜闻知后,迅速将他们逮捕,审得实情后,命人押回安庆,史书记载“自是伪造之连逮无滥及崇安者”。因为在崇安的政绩突出,邹伯颜也升任漳州路判官。
邹伯颜在《元史》中的记载,就只有这三件事。其实记了几件事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拳拳为民心,这样哪怕只记下了一件事,也能流芳后世,名垂史册。(陈彧之)